濒危等级下降，大熊猫还需要保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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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卧龙中华大熊猫苑神树坪基地，一只大熊猫幼崽趴在树干上休息。（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 图）
有近2/3的大熊猫小种群，面临灭绝风险。
在大熊猫小种群中，以四川小相岭、九顶山等区域的大熊猫孤立小种群尤为值得关注，这些区域大熊猫种群数量较少、增长相对缓慢，是大熊猫中的“贫困户”。
文｜南方周末记者 崔慧莹
编辑｜汪韬
没有人能拒绝一只圆滚滚的“胖达”。
如果要列出全世界都喜欢的动物，大熊猫（Panda）绝对名列前茅。
穿越至少800万年，深山中的“食铁兽”化身顶级“国宝”，凭借吃竹子、慢悠悠散步的萌态俘获众人，也作为备受关注的“旗舰物种”，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向新的高峰。
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将大熊猫的濒危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当时中国野生大熊猫数量达到1864只，相比10年前增加了近17%。
“野外大熊猫的数量增多，说明我们过去几十年的保护工作卓有成效，但这并不是说大熊猫就安全了，不需要保护了。”大熊猫小种群保护联盟秘书长倪玖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尤其在野生大熊猫小种群保护方面，仍然需要引起更多关注。
2024年10月27日是第8个“国际熊猫日”。这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2017年发起并设立的纪念日，旨在倡议社会各界像关爱大熊猫一样，关爱濒危野生物种，关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气候变化、栖息地碎片化……都是野外大熊猫的威胁，部分种群因熊猫数量少，面临局部灭绝风险。
保护野生大熊猫，人类还能做些什么？
不让“小种群”陷入“灭绝漩涡”
目前，核心栖息地的大熊猫种群得到妥善保护，但不容忽视的是，还有一些野生大熊猫种群，像一个个孤岛一样，相对独立地分布在秦岭、岷山、邛崃、大相岭、小相岭、凉山6个山系。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科学副教授李彬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区域受到城镇化、农田扩张、人为修建的道路等影响，导致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阻断野外种群间的交流，形成大量隔离小种群。
动物保护领域的一个重要术语叫“最小可存活种群”，即一个物种需要至少保护多少个个体，才能保证在某段时间内不会灭绝。
对许多物种的研究发现，至少50个个体才能避免近交衰退，500个才能产生足够的遗传变异，以适应未来的环境变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50/500”准则，也是IUCN衡量物种濒危与否的“基线”。
对于大熊猫，研究者发现，在理想状态下，要保证一个小种群在短期内健康存活，至少需要35-50只个体，最小栖息面积为114.7平方公里。
因此，要评估野外大熊猫的生存状况，不能仅仅关注总体数量，更要看到每一个小种群的困境与需求。
我国先后开展了四次全国性大熊猫调查，掌握了野外种群及分布情况。最近的第四次大熊猫普查覆盖了近436万公顷，相当于三个北京市的面积。
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大熊猫野外种群被分割成33个局域种群。其中，个体数量小于30只、具有灭绝风险的种群有22个。个体数量小于10只、具有高度灭绝风险的局域种群有18个。也就是说，有近2/3的大熊猫小种群，面临灭绝风险。
倪玖斌谈道，在大熊猫小种群中，以四川小相岭、九顶山等区域的大熊猫孤立小种群尤为值得关注，这些区域大熊猫种群数量较少、增长相对缓慢，是大熊猫中的“贫困户”。
2021年9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专家发布的研究显示，在最坏的情况下，现有的33个孤立种群，到2100年可能会增加到56个，其中 35个灭绝风险大于90%，大相岭、小相岭、凉山的情况尤为严峻。
保护“小种群”野生大熊猫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护大熊猫的基因多样性。
李彬彬谈道，对于所有物种，种群过小带来的遗传多样性低，其影响都可能是灾难性的。小种群近亲繁殖几率增加，导致近交衰退（后代存活率、交配和繁殖力降低），缺乏应对环境变化的多样性的遗传基础，外部随机波动例如极端天气、疾病等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局域种群的灭绝。
比如，某个基因缺陷在大种群里很少见，但在小种群里恰好有个体携带，子子孙孙受影响的概率将大大提升。不健康的基因库都会导致后代进一步减少，最终陷入“灭绝漩涡”。
而小种群的灭绝，又会进一步劣化野生大熊猫种群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形成恶性循环。
联通与修复
目前，在碎片化的栖息地斑块中，小种群局部灭绝的风险巨大，而气候变化等因素还可能导致栖息地进一步破碎化。
2021年底，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使大熊猫栖息地受保护面积从139万公顷增长至258万公顷，覆盖了来自十余个种群的1340只大熊猫。
“国家公园的成立，有利于协调各大熊猫保护地之间的协作与统筹管理，实现破碎栖息地的恢复和联通。”倪玖斌谈道，譬如廊道建设，可能涉及栖息地修复、矿山修复、生态移民等工作，需要周边社区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为多方协力推进人与大熊猫和谐共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4年9月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林草局（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副局长陈宗迁介绍，四川片区共计实施生态修复近54平方公里。“我们在拖乌山、泥巴山、二郎山等重要生态廊道修复区域已发现大熊猫活动32次。”
而除了建设生态廊道，恢复区域间种群联通的“大工程”外，提升原本的栖息地质量也很重要。
“我们看到因为地震等原因，一些原本有大熊猫产仔的石洞、树洞被破坏了。”倪玖斌说，他们首次探索与大熊猫国家公园在地管理机构合作，在一些重点区域，修建了三十多个大熊猫野外人工巢穴，希望这些“人工产仔洞”能为大熊猫以及同域分布的其他野生动物，提供繁育幼仔的场所和栖息环境。
“目前林麝、斑羚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已经很好地利用起了这些人工巢穴，也期待更多研究成果，为大熊猫提供更有效的野外人工巢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野化放归
野化放归圈养大熊猫，也是拯救“小种群”的重要手段。
李彬彬介绍，把圈养大熊猫放归野外，能很好地补充野外种群数量，增加种群遗传多样性。
截至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先后放归人工繁育大熊猫11只，存活9只，存活率超过81.8%，探索出“母兽带崽”等野化培训方法，建立了大熊猫野化培训和放归的技术体系。
2024年，在四川雅安石棉县公益海区域，巡护员拍摄到两只大熊猫求偶交配画面，现场采集的粪便分析证实，两只求偶的大熊猫分别是野化放归的“淘淘”和“华妍”。
“这是首次采集到幼年大熊猫放归成年后融入当地种群，参与交配繁殖的确凿证据，标志着大熊猫野化放归工作取得了新成效。”陈宗迁说。
据《中国绿色时报》，位于四川卧龙的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有4只大熊猫幼仔处于野化培训最后阶段，2024年秋天，计划再次放归2只。
“现在公众对圈养大熊猫关注度很高，但大熊猫保护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那样无忧无虑。”李彬彬说，目前野生大熊猫保护仍面临许多严峻问题，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与投入。